戒繁文 陈实事 求简短

丁亥年春节长假，我重读了吴晗名著《朱元璋传》。

朱元璋习惯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，一直忙到深夜，“眼睛一睁，忙到点灯”，这不免让他有些厌倦。洪武九年（公元1377年），刑部主事茹太素上万言书，大概是想炫耀学问，说了一大堆不知所云的话，朱元璋叫中书郎王敏读了六千三百七十字以后，还没听到具体意见，大发雷霆，把茹太素叫来，令人打了一顿。第二天晚上，又叫人读一遍，读到一万六千五百字以后，才涉及本题，原来茹先生是向皇上建议五件事，其中四件是可行的，朱元璋即刻命令主管部门施行。同时，朱元璋说：五件事，五百多字就可以讲清楚了，却罗罗嗦嗦说了一万七千多字，这是繁文之过；我厌听繁文，打了茹先生的人，是我之过。同时，还公过分明，表扬了茹先生敢于建言是忠臣。

为了教育全国官民，朱元璋把这件事写成告示，规定了建言格式，昭告天下，他要求：“若官民有言者，许陈实事，不许繁文，若过式者问之。”

毛泽东在他的《改造我们的学习》、《整顿党的作风》等名著中，也批评了“夸夸其谈一大篇”、“无实事求是之意，有哗众取宠之心”的坏文风。邓小平《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里说：“电视一打开，尽是会议。会议多，文章太长，讲话也太长，而且内容重复，新的语言并不是很多。重复的话要讲，但要精简。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。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，多做少说。毛主席不开长会，文章短而精，讲话也很精练。周总理四届人大的报告，毛主席指定我负责起草，要求不超过五千字，我完成了任务。五千字，不是也很管用吗？我建议抓一下这个问题。”

其实，文风也是思想作风、工作作风的一个体现。在信息爆炸的变革年代，把文章写短、写实，既是一种好作风，也是一种节约意识。因为写长文章的劳动成本高，刊登长文章的版面资源成本高，阅读长文章的时间成本高。

戒繁文、陈实事、求简短，是一种境界。中国历史上孔子、老子等创造了许多精辟短语，管用；毛泽东、邓小平、鲁迅等都是尖锐、明快、精练、泼辣文风的代表。每每提笔作文，请记住：实话实说；长话短说。

（2007、3、1、）